上一学期的纪事写在放假初，但是这一学期越往后越忙，只能假期快结束再写了。简单记录一下这学期生产的东西。
写作方面，完成了第一篇写给英国journal的书评，第一篇投给journal的论文，博论第一章初稿写完正在修改，另有一篇合作论文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由于一个新的重要发现，我们的文章可能转成更长期的项目。我一二月份类似于年度疲软期，写作效率不是很高，后面形成了自己的节奏才慢慢写得多起来。今天的第二篇推送中我会专门讲博士期间我的写作方法。
会议报告是我这学期刚刚开始intensively安排进日程的，上半年一共在4个大小不一的会议上报告了3个题目，五月份还有两场。在我看来做报告的用途一是督促自己写出阶段性结论，二是图个开心，纯做听众可能未必能体会到这种氛围，但是参会者们自己是特别受益于这些同行之间的交流、反馈和鼓励的。准备talk习惯了就会有套路，我已经练成了不花太多时间准备talk的习惯，前一天凌晨准备好已经算早了，更常见的是六点报告四点半点准备好讲稿和ppt，需要自己录视频的会议我也不会去反复录，直接一遍成型上传，其实你会发现观众反馈也很好。
材料积累方面，虽然英国上周才刚刚解封，但好在三月份以来剑桥校图书馆还是开的，可以预约进special collections，这两周还回到了久违的大英图书馆。因此虽然中间有lockdown，我还是攒了不少材料，从去年圣诞开始拍下的early modern印刷本（多数带批注）和手稿图片已经有四千多张。失去后其实才更知道图书馆的可贵，因此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手上deadline再紧也要保证每周看一次新的一手材料，去不了远处就在剑桥图书馆。对物质性的直接把握是不能丢的。
数字人文方面，这学期听了Cambridge Digital Humanities的几乎所有课，学会XML可能是最大的收获。另外作为Cambridge Data Champion还有一些工作要完成，Data Champion主要的责任是帮助自己领域的其他学者，目前我正在考虑从Zotero，Transkribus这种常用软件的培训和答疑做起，这两者目测是系里师生中需求比较大的。
下面简单聊一下这学期的几个项目。
瓦尔堡的时间
我投出去的第一篇journal论文是关于瓦尔堡的，这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意外。我这里有点懒得再讲一遍论文的内容，主要因为已经讲得太久了：作为我硕士期间的第一篇essay完稿（当时得了同届硕士中的最高分，一下有种“剑桥也不过如此”的感觉），去年十月和一二月份分两个阶段修改成journal article的规模，后来又在两个会议上报告，两位导师都一副“你这文章早就可以了还不快点投出去”的表情，我都不好意思再跟他们提瓦尔堡了。简单来讲，这篇论文写的是瓦尔堡、文艺复兴的占星术医学与20世纪初的医学史。下面我想谈一点启示层面的东西。
瓦尔堡是我研究科学史的起点，也是我现在博士研究中诸多的灵感来源。对我来说，瓦尔堡为科学史带来的最大可能性，是他能够引入一种叙述早期近代转型的新时间，这种时间和医学认识论相关，而且有力量把Renaissance, Reformation, Scientific Revolution这三座大山（有一部分也包括rise of capitalism）中的转型叙事结合在一起，这是留给我们这些后人慢慢探讨的。其实时间也是Simon Schaffer在一次关于科学史的去殖民化的讲座中提到的：科学史去殖民化的关键还是要找到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时间模式。 这方面除了Koselleck等人的理论探讨以外，突破现代科学中主体/客体二分的医学认识论（现在经常被我们神化的瓦尔堡的symptom，金兹伯格的clue等概念的根源都是医学认识论，这一点我在这篇期刊文章中还有分析），近年来从物质性出发，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考古学/地质学等方向，以及不能不提的德勒兹都是重要的突破点，这些思路对我们的启示都在于对现代历史学中“历史对象”这种本体论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博论研究doctrine of signatures本质上是研究知识史中的人类中心主义。
如果思考我们今天可以怎样使用瓦尔堡叙述一种新的科学史和技术史，可以参考一本新书 Atlas of Anomalous AI，它试图叙述一种AI的“主观历史”，将AI的智能视为一种经验世界的方式，这种经验独立于以人类为中心叙述的历史和经验。具体可以看这本书（从出版社可以买到）以及在瓦尔堡研究所的新书发布视频。
定义一个历史现象
瓦尔堡这个研究还算是比较典型的以思想史和人物统领档案的研究，相比于这篇文章，我正在写作的博论chapter要更为偏向资源密集型。对我来说，前者只要我选定了这个题目，就等于已经有了一块非常明确的材料和现象，而后者的不同在于材料的范畴如何划定，甚至这个历史现象本身的名称，都是由我自己在研究中逐渐推敲的。现在chapter初稿已经写完，我的目标也非常明确：我在做的事情是定义一种17世纪晚期的草木志体裁“the lesser herbal”，发掘它们的传播、阅读史以及在科学史上的转折性意义，这种意义来自于它们将德国神秘主义中舶来的征象学说（doctrine of signatures）变成了一种平民日用的草药识别方法，从而使得即便在“科学革命”的年代，这种方法也广泛地为形形色色的治疗者所接受。换句话说，我的研究首先是定义性质的，定义的来源则是大规模的材料调查。
剑桥的培养制度会让很多人偏向这个方向：如果一学期要交一篇研究论文，两个月要写好一个chapter，你最方便的选择当然是挑出一块别人给你划定好的材料，例如选择某一个重要人物或者一本著作做个case，问题从这个人提出，结论也从这个人身上下。这点在系里也很明显，大多数人都是按人头做研究，经常有人如果找不到一个有丰富材料能做case的单个人物，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但是这就牵涉到一个微观史和个案研究盛行以来的大问题：个案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把握更大更复杂的历史图景，而不是一叶障目不识泰山。与此相关的讨论很多，此不赘述，而我个人选择的方案就是首先不从个案，而是从一个全面survey材料的书籍史研究开始，将目录学（上一篇学术纪事中提到过）、阅读批注史和思想史的分析结合起来。
我研究的目录学部分上一学期已经做得差不多，这学期的重点在于根据看过的批注本写出一个阅读史，再将阅读史与读者对于草木志结构、分类学、方法的理解结合起来，从而让阅读史辅助思想性的分析。上图就是我为这个chapter做的n个插图之一，一本小书中涂鸦一样的批注。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本书的批注者是谁，但是却可以知道这本书彼时正处于一种随意、频繁的使用语境中，可能是一个人的案头、灶头书，也可能是一个家庭仅有的纸张来源，后者是阅读史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由于纸张有限，许多家庭会在家中仅有的几本书籍的空白处教孩子练习书写。而与一般的阅读史研究不同，我的chapter最后还是要回到博物学和思想史的问题上：在这种随意、频繁的使用中，读者如何与一本草木志里的索引、分类方式，乃至方法论哲学互动。引入阅读史，就把一个idea层面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这个研究方法与我的大方向、大结论都是一脉相承的：征象学说不是一种关于“相似性”的理论，而是一种药学实践的方法。
从家庭药方到皇家学会
读博以来憋在英国将近半年，说实话这不是我的风格，如果没有疫情我是一定要欧洲到处去转一转的。但是憋在这里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基本把博论英国部分的理路搞清楚了，得益于我的目录学调查，也得益于和系里同事合作的Henry Power私人图书馆复原项目，这种目录层面的把握极大地明确了我研究的方向。
比起以人头为线索组织研究，以书籍为线索的好处就在于能够看到一个更为多样的传播网络。这点在17世纪的英国尤其明显，因为doctrine of signatures在英国传播的核心实际上无非是一本书：Oswald Croll的De Signaturis Internis Rerum，但是传播的方式就多了去了。它首先涉及到Allen Debus的老课题，即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化学论医学在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等医学知识界的接受，这个老课题在今天又多了一批新的以药方为中心（而非以医学理论为中心）的手稿材料；另一条线索则是Nicholas Culpeper以及lesser herbal传统对征象理论的应用，也就是我上面一章的内容。同时随着Theodore De Mayerne的药方、Culpeper的小书和Paracelsus英译本的传播，医生圈子以外的各种药剂师、家庭治疗者，也就是我们今天现存诸多药方手稿的作者也参与进了这个对话，这其中不少知名女性作者的贡献通过贵妇人之间的通信网络又进入了皇家学会的医生、科学家的视野。同一时期在这一整个以医学、药学为核心的文本网络之外，更多的人还在从哲学、化学、植物生理学和分类学的角度阅读和接受着这个理论，这个范畴从Francis Bacon, Henry Power, Nehemiah Grew, John Ray等人拓展到整个关于Adamic language的辩论，是一个思想界更大的背景，也是我们进入长18世纪征象学说史的核心所在。
一年一度的registration exercise就要到了，我目前正在准备一个更新版的博论计划。英国相关的部分我打算在2021年憋在英国的日子里集中做完，估计还会至少憋到下学期十月份开学，我暑假原本要去欧洲参加的workshop已经陆续收到取消消息了。怎么讲，只要图书馆开放，憋多久其实都好说。
寻找一种新的本体论
圣诞节放假前最后一次和两位导师见面，快要道别的时候我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话：“读博的第一学期就是这样吗？”导师都笑得很无语，说你什么意思，是不是觉得不够带劲。事实证明我的这种感觉是对的，上一学期我产出了不少writing，但是忙碌的背后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东西。这个学期初一二月份我将博论的项目放了一段时间，主要的精力都用来完成瓦尔堡论文，停下来想一想才终于明白缺少的是什么：是哲学。必须要拓展思考的疆域，这是我在投身资源密集型研究时从未忘记的一点。 哲学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恒久的话题。作为一个由哲学转入历史的人，我很讨厌在历史研究中“用哲学”“用理论”这种态度，从别人现成的理论文章里拿出框架去套史料是很肤浅的。我看重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回应哲学”，使用多样的理论去拓宽思考历史的问题域和词汇表（例如我们可以有多少种谈论“物质性”的方式），再用历史研究去回应理论界同样在回应的问题。理论是历史永远的对话伙伴，没有对话伙伴的研究是没有生机的。
这也促使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写作一篇单独的理论文章，在与20世纪人类学史-思想史-本世纪哲学界若干个人物的对话中探讨我的博论隐含的哲学问题。doctrine of signatures本身就是列维-施特劳斯、福柯、阿甘本等一干人讨论过的题目，我的问题域也由此而来，包括当代技术哲学、人类学、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几个重点议题。这篇paper可以算作剑桥整合HPS传统下的产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也可以根据我讨论的作者，算作受法国历史认识论传统影响的产物。它不是一个博论全文写完后的“总结”，也不是一个提前框定好的“方法论”，而是一篇独立于我的博论的哲学paper，只是cite的思想素材不仅包括以前哲学家写的东西，也包括我自己的历史研究发现，“history as philosophy“。这个想法得到了我极有远见的导师的支持。我现在写作博论的同时也在抽出一点时间准备这篇理论文章，具体论点层面的东西不再赘述，未来会有机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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