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Darren Wershler、Lori Emerson和Jussi Parikka编写的The lab book 实体书即将面世。三人都是当代非常活跃的学者，相信做科学史和媒介研究的朋友会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这本书以“实验室”作为撬动科学史、STS和媒介研究领域的阿基米德点，探索“如何将实验室作为方法”。需要首先强调的是，此处的“实验室”不限于一般印象里的科学实验室，更是指人文科学领域的实验室，通常表现为富有创新精神的跨学科实践。
The Lab Book：Situated Practices in Media Studies 的实体书要下半年才面世，但Draft Chapters已经在网站上open access公开发布。书中包含历史、理论反思，也包含对一些人文实验室的采访记录，导论部分非常精彩。
借这本新书既将出版的时机，本次推送将介绍Jussi Parikka自2016年提出的“实验室热（laboratory fever）”概念及其理论光谱，从德里达的“档案热”出发，穿越诸人文艺术实践的成果，看到“实验室热”背后有待进一步开发的理论空间和反思之地。
一、实践与隐喻：archive fever和lab fever
从档案热到实验室热的题目源自Jussi Parikka在FilmForum2021中以“It's not the Archive Fever, it's the Lab Fever”为题的讲座。这里的“Archive Fever”指的就是德里达的“档案热”。自德里达1994年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纪念馆开馆仪式上关于“档案热”（Mal d' Archiv; archive fever）的讲座及其次年整理成书的《档案热：弗洛伊德学派印象》（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面世以来，“档案”就成为人文学科讨论书写欲望与痕迹绕不开的重要关键词。档案既是一种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实践，也是一种隐喻。
早在德里达之前，福柯就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谈论了档案背后的话语与权力关系。作为一种实践，我们很清楚不是所有的文件（documents）都能称为档案，只有那些被权威的判定规则认为记录了原初时刻，值得保存在被认可的空间里的文件才算档案。档案的诞生与存放文件的场所密切相关，档案是物质载体与权力相交织的产物。
而德里达的独特在于“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这个标题的后半段。德里达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死亡驱力”概念来论述档案的两面性：保存的生之欲望和遗忘的死之欲望是档案不可分割的两面，死亡驱力如幽灵般的复返既是档案的困境，也是档案生成的可能：档案在不断消亡的同时，档案馆也在不断兴建，不断命名和建立档案系统的权力冲动（生之欲望）和档案被遗忘与走向毁灭的死亡驱力是同时存在于档案书写中的。“archive fever”（Mal d' Archiv）不单指档案的流行，也是指档案之恶（mal）。“fever”既包含了一种参与的热情，也包含了一种疾病的隐喻：尝试占有档案在德里达看来就是一种热病。
问题在于，当档案从一种实践演变为一种隐喻时，该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联系与鸿沟。所有的档案在被重新排列、整理和归纳时都有被体制化以至僵化的危险。但倘若因此将档案搁置，那它也只能是僵尸档案，在丧失了生存欲望的同时只能走向消亡。德里达强调档案内这两股力量之间的拉扯，并不是为了对档案馆的馆员如何工作指手画脚，而是为了论述档案的时间性之特殊：如果要理解档案，就不能按照一种补充或还原的逻辑（“the compensatory or restorative logic”），将它看作有待打开尘封之印的原初时刻，而是要以幽灵式的逻辑，看到档案在书写中岔开又复返的各种痕迹。因此，仿佛本雅明的双面天使，档案同时朝向过去与未来，既保持对过去的关心也期待着未来的开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把档案拓展为一种人文艺术领域广泛采用的方法，正是由于档案的双重时间性：从曲折离奇的过去中，我们得以看到向未来开放的未解之谜和阐释空间。
如何思考实验室热？德里达的档案热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考路径：“作为实践（practice）的实验室”和“作为隐喻的实验室”。从档案热到实验室热，不是指后者是比前者更进步（一种线性叙述意义上的进步），也不是指它们之间是后者取代前者的替补关系，相反这两种症状之间存在着诸多共性和互补：档案研究的目光正从知识的发掘转移到知识的生产过程，这个转移早在德里达的“档案热”，也就是档案研究潮流兴起时就埋下了种子。相较档案，实验室更加注重新的知识生产与意义再造的过程，强调知识生产与作为主体的各方行动者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验室热是通过重做档案来重新思考档案。
二、想象力与公众：实验室的多重起源
“实验室”是近年来科学史中最常出现的概念之一。作为一个物质实体，近代早期炼金术师的工作场所、修道院的解剖剧场和主妇的厨房都被视为实验室某种意义上的雏形。在 15 和 16 世纪，实验室经常指专门进行炼金术/化学操作（例如熔炼、燃烧、蒸馏、溶解和沉淀）的工作场所，而具备相应条件的工作坊就被称为实验室。这些炼金化学技术除了用于探索金属的转化，还被用于医学、艺术和手工艺领域，例如药物、瓷器和染料等的生产。马普所的Laboratories of Art项目就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实验室如何促进艺术、工艺和炼金术世界之间的材料、人员和知识的流通，可参考他们的出版物Laboratories of Art : Alchemy and Art Technology from Antiquity to the 18th Century. 总之，实验室从诞生开始就具备科学和艺术的双重属性。
追溯实验室的起源可以发现它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操作性，实验室总是基于一系列在地的实践操作展开；另一个则是公共性，如Lori Emerson所说，实验室本来具备解剖剧场的公共功能或者说教育功能，在19世纪所谓的现代实验室出现之前，实验室不仅是生产知识的场所，也是教育和说服观众的展示空间。
而实验室的公共性和操作性一直是科学史和STS研究关心的问题。科学史中的重要著作《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就是讨论17世纪中期第一个现代实验室里两种生活形式主导下的实验如何产生“科学知识”。
Steven Shapin和Simon Schaffer认为实验室产生的科学知识能让人信服的关键在于一种见证的技术。书中谈到，玻意耳在与霍布斯争论真理是否出自一个权威秩序时，一方面将作为见证者的贵族和学者们请到实验室，让他们亲眼目睹实验中水银管的真空空间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玻意耳等人还不厌其烦地展示实验室的记录文本、操作细节和实验结果。为了创造观众和读者对文本的信任，玻意耳和他的同事们会故意使用和叠加大量同位语从句，以一种冗长华丽的风格提供过量的信息和细节。这些如同现实主义小说一般的细节本来是实验的额外产物，却带给了读者逼真的感觉。不仅如此，玻意耳和他的同事还会使用繁复的雕刻技术而非简单的线图来说明他们的实验过程和对象，反过来再度加强文本细节提供的想象的见证。Steven Shapin和Simon Schaffer认为读者在头脑中生成了实验场景的图像，在心里想象的实验室中完成了实验。第一种见证是实验室里的物直接出场，对人进行的不言自明的说服。第二种见证则是实验室里想象力的出场。这两个关键因素将会贯彻以后的实验室讨论。
实验室在叙事和想象力上的考量也广泛存在于19世纪以后的现代实验室中。Jussi Parikka在The Lab Imaginary: Speculative Practices In Situ中以爱迪生领导的门洛帕克实验室和特斯拉的实验室为例，指出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方法的发明：定义这些新兴科技实验室的不只是实验装置，还有新兴的管理形式和特殊的叙事套路。例如一种常见的对实验室的想象——凌乱的桌子上有各种精密仪器、望远镜、镜子、装满神秘液体的烧瓶和写满潦草方程式的草稿——就与爱迪生构建自己的实验室神话有关。失败的商人形象变成了他实验室神话中不可缺失的一环，也成为他免受商业活动相关诉讼的策略。在爱迪生的实验室神话中，物 (things) 充当了关键的见证人角色。
Bruno Latour也在Steven Shapin和Simon Schaffer的研究中看到了实验室里物的公共性和重要性。早在1970年代，他就和Steve Woolgar在索尔克生物研究所Roger Guilleman的实验室中担任了两年的常驻人类学家，追踪实验室里的科学知识生产。二人合著的《实验室生活》指出实验室的力量在于可读性。这种可读性既是指允许实验室中的许多错误能够被犯下和被记录，也是指实验室的特殊能力在于扩展实验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后一点在他《科学在行动》中论述更多。无论是《实验室生活》还是《科学在行动》，他都在书中以格尔茨般的深描手法将实验室呈现为一个代替自然说话的剧场。
拉图尔将实验室看做一个在“thing”和“public”之间牵线搭桥的行动的同时，也赋予了实验室反抗自身的可能。在1999年由Hans Ulrich Obrist和Barbara Vanderlinden在荷兰共同策划的Laboratorium展览中，拉图尔的“证明剧场“（Theater of Proof）项目和艺术家、科学家一起将荷兰的安特卫普城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与政府合作向公众开放真正的科学实验室，复刻了巴斯德的微生物实验，通过不同参与者构成的网络将展览作为一种实验室重新激活了档案。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实验室的公众面向和知识的场域构建成为学者们关心的对象。例如Bruno Latour 和 Steve Woolgar 的《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1979 年）、Karin Knorr Cetina 的《制造知识》（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1981 年）、 Michael Lynch 的《实验室科学中的艺术与人工制品》（Art and Artifact in Laboratory Science，1985 年），Latour 的《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1987 年）和Donna haraway的《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它们都是今天仍然需要重返并思考的重要文献。
三、症状与方法：人文与艺术中的实验室
人文艺术实验室的起源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早。1960年代伴随反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许多艺术实验室，例如1967年成立于伦敦的the Drury Lane Arts Lab和曾举办J.G. Ballard的Crash展览的the New London Arts Lab，可以参考这篇文章：Crash: How the counterculture collided with Arts Lab culture in the 60s。
但实验室真正开始成为一种文化还是在新世纪以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实验室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媒体实验室、创客空间、人文实验室、工厂实验室、科技孵化器、创新中心、黑客实验室等实验室大量涌现。这些实验室如同档案（包括档案馆）一样，既是一种实际空间，也是一种象征性空间。
在人文领域，一批新出现的“实验室”借鉴了科学实验室的概念，但并不完全贯彻传统科学实验室的形制。科学实验室意味着知识生产的物理位置、材料仪器、实验设备和动手技能。科学史家Owen Hannaway将科学实验室定义为一个需要通过专门的仪器、技术和设备来观察和操纵自然的地方，而这些仪器、技术和设备的建造和部署不仅需要概念知识，还需要手工技能”（Laboratory Design and the Aim of Science: Andreas Libavius versus Tycho Brahe）。而随着实验室在城市空间、文化机构(图书馆和博物馆)、虚拟网络和大学校园的扩散和多样化发展，这个定义难以维持。近年来不断有旧的人文基础设施形式被重新命名为“实验室”，例如耶鲁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被重新设计为弗兰克家庭数字人文实验室。人文实验室建立在不同类型的现有基础设施上，产生了新的实现和解释形式。
那一个人文实验室可以是什么样的呢？也许有人会想到Franco Moretti和Matthew L. Jockers一起创办的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实验室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量化分析寻找一种“更理性的文学史”，Franco Moretti认为定量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立于阐释的理想的数据类型，而结合计算和定量的方式来研究文学史中的长期模式（patterns）的远读（distant reading）也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式。
文学实验室合著的研究成果在遭到学术期刊的拒绝后一律以“pamphlet“的方式公开发表在网上。在2016发布的 Canon/Archive. Large-scale Dynamics in the Literary Field 中，他们将档案而非经典视作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里的档案是“被图书馆或其他机构保存的已出版文学作品”，被视为一种背景材料。
可以发现，斯坦福文学实验室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在传统文学研究以外做了新的尝试，莫莱蒂本人也并不赞同实证主义和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研究方式，他更看重的是如何从数据中看到文学市场、文学风格、文类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时和很多同类实践一样，这个文学实验室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实验室的操作性和面向公众这两个方面。
以Loudness in the Novel这期为例，论文认为小说是完全由声音组成的，叙述者的声音混合在小说中各色人物的声音里，无论读者是安静阅读和小声阅读都会在脑海中感知到这些声音。此时声音不是用语言来表达让他人听到的，而是一种想象。论文借由数据分析指出19世纪的小说在用词方面从世纪初的loud grammer变为世纪末的semantic loudness。然而，这篇论文并没有说明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到的，算法、软件、样本数据库和随机取样的随机原则都没有说明。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包括很多没有Franco Moretti做得好的人文实验室）的实验室本身仍然是一个黑箱。
如果我们将时间再往前拨一些，目光来到2009年。这一年Lori Emerson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成立了“媒介考古实验室”（the Media Archaeology Lab，下文简称MAL），旨在探索技术史上的另一条道路，使访问者能去想象另一种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媒介考古实验室里陈列着许多被视为档案馆或博物馆里才出现的旧物，但这些档案不是为串联线性的、倾向于叙述技术的进步而忽略失败一面的历史模型打补丁。相反，媒介考古实验室倡导通过操作实验室仪器，用书写新档案的方式挑战已有的论述和档案解释。不仅如此，媒介考古实验室将档案从传统的垄断推向公众视野，不像一般档案馆只对指定个体或团体开放，而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亲身参与档案的建构。档案不是一个被动承载的实体，而是动态变化的时空体，是一个面向公众的空间和民主化的场域。
MAL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实验室。首先，它收集了大量旧媒体藏品，从1880年的相机到20世纪中后期至今的各种个人电脑和游戏设备（MAL收藏了不少东德时期完整系列的台式电脑，还有不同型号的任天堂设备），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数千种软件杂志和书籍，更难得的是允许并鼓励访问者操作或体验所有藏品。
其次，MAL早期是作为数字艺术或数字文学的存档空间存在（因为Lori Emerson早期研究方向是数字文学研究），后来则转向为一个集文学研究、艺术实验、媒介研究、社区策展和教育拓展等多方面领域为一体的人文实验室。正如Lori Emerson在自己的博客里所说，她希望MAL能够成为一个对科学不感兴趣，而是对实验室的基础施设和时间感兴趣，尤其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拉扯甚至破坏性关系感兴趣的实验室。
最后，MAL的人员行政组织不是等级化的，实验室的一切设施都可以为了每一位研究人员的研究而打开。总之，MAL提供了人文实验室的不同面貌和另外一种与实验室和档案相处的方式，应该是去主动参与知识的生产过程，去修补档案，去触摸甚至分解藏品，去与研究对象玩耍，去用一种做实验的方法而非束之高阁的态度对待时间。
可以发现，无论是早期玻意耳的科学实验室，还是晚近斯坦福的文学实验室，或者是尝试沟通科学和人文的MAL，其交叉的共通之处都是对实验室的想象力的强调。正如Fredric Jameson的著名论断(slaavoj Žižek和Mark Fisher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容易”。对未来的想象是任何研究都需要的关键能力。
Lori Emerson将这种围绕创新、跨学科和协作建立起来的实验室视作摆脱传统人文研究的工具，将其归于Rosi Braidotti所说的后人文研究。在 Rosi Braidotti和Maria Hlavajova编撰的Posthuman Glossary中，后人文主义的研究专注于人与非人的多样关系，追求对话的、合作的和自反的知识生产。科学史图书馆曾经介绍过的概念 “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artistic research）同样可以视为实验室热与后人文研究的产物。在artistic research中，重要的是探索如何用艺术将知识从固定经验中解放出来，让概念的坚硬地质获得松动，以重新注入新的思考或为新的问题打开讨论空间。artistic research区分于通常所说的“研究艺术”的地方就在于“用”艺术，强调将艺术作为一种方法，作为方法的艺术永远是实验性的。
除了上面两个例子，人文、艺术、设计、创意产业等领域的实验室在今天层出不穷，它们都是实验室的想象力的最好证明。拉图尔在2003年指出“我们已经从科学时代（the science age）进入了实验时代（the experimental age）：改变社会的科技产品不再仅仅出自传统科研机构的实验室，也来自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以下是一些汇总这些创意实验室的网站：
Lab of Labs（伊斯坦布尔设计双年展），用一个lab来展示更多设计与城市领域的lab。
Map of labs，一个收录创客空间、创意工作坊、媒体艺术实验室等实践型实验室的地图。
The Overedge Catalog: New Types of Research Organizations，一个集合历史上和当代科学、技术、人文等等几乎所有领域创意研究机构的名单，从巴格达的智慧宫到Gresham College，也许科学史图书馆有朝一日也会名列其中哦。
数字人文季刊（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2020年的特刊Lab and Slack: Situated Research Practices in Digital Humanities，包含许多数字人文实验室的case studies：
What is a Media Lab项目，包含许多对当代媒介实验室的采访。
作为一股出现在大学里的新潮流，也作为创新的跨学科实践，人文与创意领域的实验室身上仍然有许多有待展开的问题。人文实验室面临着哪些被挪用、滥用的风险，在实验室打开一个设备、进行实验操作的行动与概念化的实验室之间存在着哪些张力，这些都是The lab book在思考的。Jussi Parikka在对实验室热的反思博文中借鉴了Thomas Elsaesser对媒体考古学的思考：实验室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是症状本身。这里的症状不一定是贬义词，它也意味着实验室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实验室蔓延到到人文学科领域，一方面是因为现有的基础设施（办公室、图书馆、研讨会）已经不足以满足当代学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验室作为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人文学科思考许多问题。作为一个动态的、由实验室内外人员共同组成的社区，实验室由这些社区的知识轨迹、虚实空间和基础设施所塑造。实验室既是症状，又是方法、理论和历史的结合，它将为人文学科带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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